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曾经充满着自信，尽管以往多次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与冲突，也多次为外族所征服，然而正如满清历史所表明的，军事上的征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巩固了汉文化的地位。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夺取了政权，新皇帝的登基却要由被征服者的儒教来加冕。随着爱新觉罗氏的公主下嫁孔府的衍圣公，华夷的高下之分依旧，八旗军只不过是忠孝礼义殿堂中新到的朝圣者。
1840年之后的形势则完全不同。不仅在洋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，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，面对严密完整的西洋思想体系，科举精英们遍寻祖宗留下来的国粹，也找不出可与舶来品匹敌的思想武器。传统儒学如寒风刺破的灯笼，千疮百孔，黯淡无光，其狼狈与窘迫丝毫不亚于战场上丢盔弃甲的绿营兵。
满清官僚知识阶层开始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为中国之劣势仅在于技术，试图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框架下，回避根本性的制度改革，通过洋务运动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清军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。国人猛然醒来，方知儒家经典不足以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，尽管它在过去成功地化解了外来民族的冲击。与骑马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相比，除了军力的强大，乘船而来的洋人有着自己发达的文化，凭借文化产生的物质力量，在工业革命后短短的几十年间，西方就崛起成为世界的主流，而昔日居天下之中的华夏帝国则被推到了舞台的边缘。
华裔美籍学者余英时指出，边缘化的危机感导致了思想的激进化。在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上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比洋务派激进，孙中山又比康梁激进，“三民主义”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。孙中山逝世后，国民党在北伐中提出了“打倒列强”的口号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国人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，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近代史上越是激进的对外政策，似乎越能够得到民众支持。
